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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遭罚 信用评级巨头的信用之“拷”

   文档来源:中国经营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称“美国证交会”)1月21日披露的一份文件标志着其第一次在三大评级机构头上“动土”。
文件显示,由于标准普尔(下称“标普”)为招徕业务进行虚假评级,被罚7700万美元,其中包括就住房抵押债券虚假评级诉讼达成和解的5800万美元罚款,和就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检方提起的诉讼支付的1900万美元和解费用。
不过,问题远远没有结束,来自各州的民事诉讼仍在增加,评级机构本身的信用问题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猜测与质疑,甚至开始引发更多的“追溯”:作为金融危机肇事者的国际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忽视风险,给予各类杠杆类金融产品过高评级,而在危机之后借助制高点的话语权降低各国主权信用评级,直接导致一些国家的信用危机。
对他人进行信用评判的评级机构如何确保自身的信用水平?而其号称专业客观的评级又是否会被利益所左右?熟悉美国金融生态的张铮律师就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围绕评级机构所形成的生态链,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化的结构和利益,这是美国式社会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其软肋所在。”
灰色“生态链”
“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公平的评级生态链,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金融环境和金融安全。”
正是由于这种信用制高点的影响力,加上缺少法律的约束,这些评级机构缺少行为约束的表现逐渐外溢。
标普之“罪”
标普的“落马”可谓一个重要的信号。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三大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分别是美国标普、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机构作为揭示风险的专门机构,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与此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也逐渐显现。由于众多金融产品的销售需要以评级机构的评级作为参考,这些机构掌握强大的金融话语权,往往能左右一个金融产品的市场生死。
事实上,由于评级机构所涉及的评级对象不仅仅限于单个的金融产品,甚至还包括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可以通过评级左右一个公司、一个市场甚至一个国家命运”的结果。
以标普为例,其服务涉及各个金融领域,主要包括:对全球数万亿债务进行评级;提供涉及1.5万亿美元投资资产的标准普尔指数;针对股票、固定收入、外汇及共同基金等市场提供信息、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它为世界各地超过22万家证券及基金进行信用评级。
需要指出的是,标普的以上服务在全球均保持领先位置。同时标普也是通过全球互联网网站提供股市报价及相关金融内容的最主要供应商之一。标准普尔1200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分别成为全球股市表现和美国投资组合指数的基准。
正是由于这种信用制高点的影响力,加上缺少法律的约束,这些评级机构缺少行为约束的表现逐渐外溢,并最终被监管部门加以重罚。
公开信息显示,美国证交会对标普发起的三项指控包括,2011年该公司披露的评级办法与其实际评级方法不同;2012年年中,为赢回市场份额,该公司对其采用的新评级标准进行了虚假、误导性宣传;2012年10月~2014年6月,标普对其一项重要评级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放松了其评级标准,与其公布的评级标准不符,但该公司却未向投资者完整披露此改动。
美国证交会发现,标普为赢得业务参与了“逐底竞争”,其过失绝不止是对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给出了错误评级。
同时,美国证交会披露了其对前标普CMBS业务主管芭芭拉·杜卡(Barbara Duka)提起的行政诉讼。美国证交会称,杜卡牵头调整了评级标准,使之更有利于发行方。不过这一指控被杜卡否认,并要求将本案移交联邦法院。
而来自FT中文网的报道也显示,标普称其在2011年使用一种方法为CMBS交易评级,实际上那时它已更改了自己的模型,降低了这些模型的谨慎程度。当这些差异被发现时,标普撤回了对六笔“管道CMBS”(conduit CMBS)交易的评级。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证交会的行动表明,监管机构一直在加大对评级机构潜在利益冲突的审查。由于评级机构的酬劳来自于债券发行方,因此可能会有动机对债券的信用度给出尽可能乐观的评估。而投资者的利益则有可能受损,因为其依赖信用评级来评估特定债券的风险。
“投资者依赖标普等评级机构的评级判断复杂债券,标普把自身金钱利益凌驾于投资者利益之上,放松评级标准以招徕业务,对投资者隐瞒了事实。”美国证交会执法部主任安德鲁·塞雷斯尼表示。
显然,美国证交会的处罚正在把“至高无上”的评级机构拉下“神坛”。
标普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业内人士千挑万选最终还是认定标准普尔独立、严格的分析及其涉及股票、债券、共同基金等投资品种的信息是值得信赖的。标准普尔提供的重要看法、分析观点、金融新闻及数据资料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基础的主要部分。”但标普放松评级标准以招徕业务的做法显然重挫了其所宣称的“公信力”。
事实上,早在三年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调查标普是否在债券评级上存在违法行为,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显示,“美国当局要调查的是,标普分析员是否原本要下调一些以房地产抵押作担保的债券的评级,但他们的上司出于商业考量阻止他们这么做。”按照通常的逻辑,如果当局能够找到充分证据,那将重创标普分析师的独立性声誉,也可能引发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
知情人士对此表示,“三年之后,标普与美国证交会达成和解,甘愿认罚,则意味着监管者已经掌握到了关键性的证据,而标普当然不愿声誉受损,由此接受和解,免予大量文件的披露,对其是最为有利的结果。”
一直处于金融话语权顶端的国际评级机构,其自身的信用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
伴随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调查的逐步展开,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的问题正渐渐浮出水面。在专家看来,“导致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信用评级机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这使得信用评级机构与其资本市场‘守护者’的角色渐行渐远。”
张铮律师告诉记者,“评级机构通常对‘公平’有一些自圆其说的说法,比如如果把垃圾债券评为AAA级,那么我自己就会丧失市场信用等。但事实证明,评级机构的公正性是非常有限的。”
与此同时,评级机构也为自身可能的“失误”设计了“退路”,其中最有效的一个就是免责条款。比如“本评级报告只作为参考,如果需要投资还需要自行进行尽职调查”,“这些条款的存在,导致很难在法律上对评级机构进行制裁。”张铮说。
但事实上,美国法律对于保险公司和退休金投资的金融产品明确规定,必须达到“-AA”级以上,所以购买哪种类型的金融产品,以及金融产品的销售情况直接取决于这种产品的评级结果。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评级机构的收入来自于被评级对象的佣金,这直接导致了评级机构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
董旭升和丁祥华两位作者在《如何确保信用评级机构的赢利性和公正性》一文中就表示,“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实行了有偿评级制的收费模式,即评级机构接受客户的委托评级并公开披露评级结果而收取的费用—评级服务费。在这种收费模式下,在竞争比较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容易导致评级机构为争夺客源而给予客户低价格,高等级承诺情况的发生。”
“另外,信用评级机构的部分收入来源于信用管理咨询服务,美国证监会的网站上就指出,咨询服务的对象是评级机构客户时,有可能导致评级结果不公正,并指出应当限制评级机构从其咨询服务对象获取的收入百分比,以保证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免受来自咨询服务对象的压力。”
正是评级机构与评级对象多重的利益关系,加上缺少法律上的规制,美国的评级机构逐渐呈现出一个畸形的生态链条,“一方面,评级机构为了拿到业务和佣金,尽量会给予金融产品以较高评级,另一方面,一些投资人为了购买某项金融产品,也需要与评级机构达成默契,以使得该项产品的评级在法律规定的可投资水平之上。而一旦出现问题,评级机构总是会拿‘免责条款’来为自己开脱。”张铮告诉记者。
但是,这些做法背后,却积聚了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大量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就被认为是评级机构利益冲突的结果。由此,2008年之后,美国政府注意到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缺失,开始在网页征集监管信息,以加强监管。
在监管机构看来,“信用评级机构由于利益冲突产生的诸多问题,包括内部控制机制失效,评级程序和方法不透明,缺少对基础资产的尽职调查,信用评级模型质量低下,对评级的后续跟踪差等问题。”
但另一方面,由于标普、穆迪和惠誉已经垄断了美国的评级市场,在相对稳定的结构之下,三家企业已经形成了超越法律所能规制的默契,要想打破这已经固化的结构和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评级标准的非统一性,以及评级过程的非透明化也正在加剧利益冲突的存在,“纵观国外,绝大多数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除了原则相同之外,其具体操作规程都属于‘黑箱’,作为知识产权相互保密。各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经常不一致,甚至相差悬殊,评级标准的非统一化与评级过程的非透明化一方面导致了投资者对于不同评级结果的茫然,导致了评级机构各自为政,评级知识共享度低,增加了评级知识体系构建重复劳动的成本,另一方面也给了‘评级采购’以可乘之机。”
对此,张铮表示,“在中国强调金融话语权,发展评级机构的初期,各评级机构为了赚取信誉尚不太可能出现美国评级机构的问题,但伴随评级市场的发展,标普等的问题恰恰是为中国的监管层提出了警示,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公平的评级生态链,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金融环境和金融安全。”
相关资料
难说的“秋后算账”
标普的历史“罚单”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对信用评级机构提起诉讼,因此一直以来被外界认为是美国政府“秋后算账”的行为。
如果要追溯标普案发,很多人都会联想到2011年8月5日的那个事件,就是在这一天,标普把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顶级的AAA级下调至AA+级,从而让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丧失了3A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全球性关注。
在标普看来,“美国国会和政府最近达成的财政巩固方案不足以达到其认为稳固美国政府中期债务状况所需要的程度”,这当然是个大问题,当时的舆论显示“尽管美国方面一再强调评级被下调不会给全球市场造成影响,但各方关注的程度不减,外界普遍认为短期内市场受到冲击不可避免”。
毫无疑问,标准对美国主权信用的“降级”直接引发了美国政府的不满,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回应称“标普评级计算有2万亿美元的错误,这将直接影响到美国评级计算的结果”。美国财长盖特纳则表示,标普的计算方法“令人震惊地缺乏常识”,并且是作出了真正错误的结论。
而更有意思的是,此前其他两家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都维持了美国信用评级不变。这让标普真正当了一次“出头鸟”。
就在标普为美国主权信用“降级”的当月,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在调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与普尔的一些作业方式是否违法,而这些作业和导致金融危机的抵押债券有关。”
司法部同时还避嫌式地强调,“《纽约时报》报道,司法部早在标普本月初降低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之前,已经对该机构展开调查。”
而业内的普遍看法认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行会确保评级机构给予他们良好评级,才与评级机构签约合作。”所以,司法部需要拿到证据,证明评级机构基于商业考量维持了一些本该下调的债券评级,进而影响其独立性。
尽管司法部当时行为高调,并间接导致了标普总裁德文·夏尔马的离职,但是美国司法部的诉讼却整整迟到了将近两年。直到2013年2月5日,后者才对标普提起正式诉讼。
这也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对信用评级机构提起诉讼,因此一直以来被外界认为是美国政府“秋后算账”的行为。
比如,美国司法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标普公司发布的信用评级并非客观、独立和不受外界影响的。同时美国司法部披露的128页的诉讼文件显示,2004年9月~2007年10月,标普共为价值超过2.8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约1.2万亿美元的债务抵押债券提供过评级服务。但后来这些证券价值大跌,助长了金融市场动荡并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
“而在这场危机中,由标普在金融危机前给予债务抵押债券等结构性金融产品过高评级,导致投资者损失数十亿美元。”美国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表示,“此次起诉是迈向调查和惩罚导致此次金融危机不当行为的重要一步。”
按照律师的说法,司法部指控的罪名一旦成立,标普可能将面临50多亿美元的罚款。
2012
曾向荷兰银行购买了经过标普评级的金融衍生品并因此在金融危机中蒙受重大损失的13个澳大利亚市议会,向荷兰银行和标普提出索赔。此后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法官作出裁定,标普需要为这些市议会遭受的损失负责。
2013
美国司法部在洛杉矶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出,2004年9月~2007年10月期间,在对价值逾2.8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约1.2万亿美元的债权抵押证券(CDO)进行评级时,为从发行这些证券的投行处获得更多业务,标准普尔抬高了这些证券的评级,并低估了风险,构成“欺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旦罪名成立,标普可能将面临50多亿美元的罚款。对此标普反击说指控毫无根据,将进行有力辩护;并表示司法部在引证邮件内容时,进行了主观挑选。
2015年1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对标准普尔发起3项指控:2011年,该公司披露的评级办法与其实际评级方法不同;2012年年中,为赢回市场份额,该公司对其采用的新评级标准进行了虚假、误导性宣传;2012年10月到2014年6月,标准普尔对其一项重要评级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放松了其评级标准,与其公布的评级标准不符,但该公司却未向投资者完整披露此改动。
    2015年2月3日
    标准普尔宣布,已同意支付总计15亿美元,包括向美国司法部和10多个州支付13.7亿美元,以和解有关其在金融危机之前涉嫌评级欺诈的指控。

标普遭罚 信用评级巨头的信用之“拷”

   文档来源:中国经营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称“美国证交会”)1月21日披露的一份文件标志着其第一次在三大评级机构头上“动土”。
文件显示,由于标准普尔(下称“标普”)为招徕业务进行虚假评级,被罚7700万美元,其中包括就住房抵押债券虚假评级诉讼达成和解的5800万美元罚款,和就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检方提起的诉讼支付的1900万美元和解费用。
不过,问题远远没有结束,来自各州的民事诉讼仍在增加,评级机构本身的信用问题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猜测与质疑,甚至开始引发更多的“追溯”:作为金融危机肇事者的国际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忽视风险,给予各类杠杆类金融产品过高评级,而在危机之后借助制高点的话语权降低各国主权信用评级,直接导致一些国家的信用危机。
对他人进行信用评判的评级机构如何确保自身的信用水平?而其号称专业客观的评级又是否会被利益所左右?熟悉美国金融生态的张铮律师就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围绕评级机构所形成的生态链,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化的结构和利益,这是美国式社会制度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其软肋所在。”
灰色“生态链”
“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公平的评级生态链,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金融环境和金融安全。”
正是由于这种信用制高点的影响力,加上缺少法律的约束,这些评级机构缺少行为约束的表现逐渐外溢。
标普之“罪”
标普的“落马”可谓一个重要的信号。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三大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分别是美国标普、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机构作为揭示风险的专门机构,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与此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也逐渐显现。由于众多金融产品的销售需要以评级机构的评级作为参考,这些机构掌握强大的金融话语权,往往能左右一个金融产品的市场生死。
事实上,由于评级机构所涉及的评级对象不仅仅限于单个的金融产品,甚至还包括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可以通过评级左右一个公司、一个市场甚至一个国家命运”的结果。
以标普为例,其服务涉及各个金融领域,主要包括:对全球数万亿债务进行评级;提供涉及1.5万亿美元投资资产的标准普尔指数;针对股票、固定收入、外汇及共同基金等市场提供信息、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它为世界各地超过22万家证券及基金进行信用评级。
需要指出的是,标普的以上服务在全球均保持领先位置。同时标普也是通过全球互联网网站提供股市报价及相关金融内容的最主要供应商之一。标准普尔1200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分别成为全球股市表现和美国投资组合指数的基准。
正是由于这种信用制高点的影响力,加上缺少法律的约束,这些评级机构缺少行为约束的表现逐渐外溢,并最终被监管部门加以重罚。
公开信息显示,美国证交会对标普发起的三项指控包括,2011年该公司披露的评级办法与其实际评级方法不同;2012年年中,为赢回市场份额,该公司对其采用的新评级标准进行了虚假、误导性宣传;2012年10月~2014年6月,标普对其一项重要评级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放松了其评级标准,与其公布的评级标准不符,但该公司却未向投资者完整披露此改动。
美国证交会发现,标普为赢得业务参与了“逐底竞争”,其过失绝不止是对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给出了错误评级。
同时,美国证交会披露了其对前标普CMBS业务主管芭芭拉·杜卡(Barbara Duka)提起的行政诉讼。美国证交会称,杜卡牵头调整了评级标准,使之更有利于发行方。不过这一指控被杜卡否认,并要求将本案移交联邦法院。
而来自FT中文网的报道也显示,标普称其在2011年使用一种方法为CMBS交易评级,实际上那时它已更改了自己的模型,降低了这些模型的谨慎程度。当这些差异被发现时,标普撤回了对六笔“管道CMBS”(conduit CMBS)交易的评级。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证交会的行动表明,监管机构一直在加大对评级机构潜在利益冲突的审查。由于评级机构的酬劳来自于债券发行方,因此可能会有动机对债券的信用度给出尽可能乐观的评估。而投资者的利益则有可能受损,因为其依赖信用评级来评估特定债券的风险。
“投资者依赖标普等评级机构的评级判断复杂债券,标普把自身金钱利益凌驾于投资者利益之上,放松评级标准以招徕业务,对投资者隐瞒了事实。”美国证交会执法部主任安德鲁·塞雷斯尼表示。
显然,美国证交会的处罚正在把“至高无上”的评级机构拉下“神坛”。
标普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业内人士千挑万选最终还是认定标准普尔独立、严格的分析及其涉及股票、债券、共同基金等投资品种的信息是值得信赖的。标准普尔提供的重要看法、分析观点、金融新闻及数据资料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基础的主要部分。”但标普放松评级标准以招徕业务的做法显然重挫了其所宣称的“公信力”。
事实上,早在三年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调查标普是否在债券评级上存在违法行为,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显示,“美国当局要调查的是,标普分析员是否原本要下调一些以房地产抵押作担保的债券的评级,但他们的上司出于商业考量阻止他们这么做。”按照通常的逻辑,如果当局能够找到充分证据,那将重创标普分析师的独立性声誉,也可能引发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
知情人士对此表示,“三年之后,标普与美国证交会达成和解,甘愿认罚,则意味着监管者已经掌握到了关键性的证据,而标普当然不愿声誉受损,由此接受和解,免予大量文件的披露,对其是最为有利的结果。”
一直处于金融话语权顶端的国际评级机构,其自身的信用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
伴随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调查的逐步展开,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存在的问题正渐渐浮出水面。在专家看来,“导致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信用评级机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这使得信用评级机构与其资本市场‘守护者’的角色渐行渐远。”
张铮律师告诉记者,“评级机构通常对‘公平’有一些自圆其说的说法,比如如果把垃圾债券评为AAA级,那么我自己就会丧失市场信用等。但事实证明,评级机构的公正性是非常有限的。”
与此同时,评级机构也为自身可能的“失误”设计了“退路”,其中最有效的一个就是免责条款。比如“本评级报告只作为参考,如果需要投资还需要自行进行尽职调查”,“这些条款的存在,导致很难在法律上对评级机构进行制裁。”张铮说。
但事实上,美国法律对于保险公司和退休金投资的金融产品明确规定,必须达到“-AA”级以上,所以购买哪种类型的金融产品,以及金融产品的销售情况直接取决于这种产品的评级结果。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评级机构的收入来自于被评级对象的佣金,这直接导致了评级机构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
董旭升和丁祥华两位作者在《如何确保信用评级机构的赢利性和公正性》一文中就表示,“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实行了有偿评级制的收费模式,即评级机构接受客户的委托评级并公开披露评级结果而收取的费用—评级服务费。在这种收费模式下,在竞争比较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容易导致评级机构为争夺客源而给予客户低价格,高等级承诺情况的发生。”
“另外,信用评级机构的部分收入来源于信用管理咨询服务,美国证监会的网站上就指出,咨询服务的对象是评级机构客户时,有可能导致评级结果不公正,并指出应当限制评级机构从其咨询服务对象获取的收入百分比,以保证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免受来自咨询服务对象的压力。”
正是评级机构与评级对象多重的利益关系,加上缺少法律上的规制,美国的评级机构逐渐呈现出一个畸形的生态链条,“一方面,评级机构为了拿到业务和佣金,尽量会给予金融产品以较高评级,另一方面,一些投资人为了购买某项金融产品,也需要与评级机构达成默契,以使得该项产品的评级在法律规定的可投资水平之上。而一旦出现问题,评级机构总是会拿‘免责条款’来为自己开脱。”张铮告诉记者。
但是,这些做法背后,却积聚了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大量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就被认为是评级机构利益冲突的结果。由此,2008年之后,美国政府注意到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缺失,开始在网页征集监管信息,以加强监管。
在监管机构看来,“信用评级机构由于利益冲突产生的诸多问题,包括内部控制机制失效,评级程序和方法不透明,缺少对基础资产的尽职调查,信用评级模型质量低下,对评级的后续跟踪差等问题。”
但另一方面,由于标普、穆迪和惠誉已经垄断了美国的评级市场,在相对稳定的结构之下,三家企业已经形成了超越法律所能规制的默契,要想打破这已经固化的结构和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评级标准的非统一性,以及评级过程的非透明化也正在加剧利益冲突的存在,“纵观国外,绝大多数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除了原则相同之外,其具体操作规程都属于‘黑箱’,作为知识产权相互保密。各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经常不一致,甚至相差悬殊,评级标准的非统一化与评级过程的非透明化一方面导致了投资者对于不同评级结果的茫然,导致了评级机构各自为政,评级知识共享度低,增加了评级知识体系构建重复劳动的成本,另一方面也给了‘评级采购’以可乘之机。”
对此,张铮表示,“在中国强调金融话语权,发展评级机构的初期,各评级机构为了赚取信誉尚不太可能出现美国评级机构的问题,但伴随评级市场的发展,标普等的问题恰恰是为中国的监管层提出了警示,如何建构一个更加公平的评级生态链,这直接关系到中国的金融环境和金融安全。”
相关资料
难说的“秋后算账”
标普的历史“罚单”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对信用评级机构提起诉讼,因此一直以来被外界认为是美国政府“秋后算账”的行为。
如果要追溯标普案发,很多人都会联想到2011年8月5日的那个事件,就是在这一天,标普把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顶级的AAA级下调至AA+级,从而让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丧失了3A主权信用评级,引发全球性关注。
在标普看来,“美国国会和政府最近达成的财政巩固方案不足以达到其认为稳固美国政府中期债务状况所需要的程度”,这当然是个大问题,当时的舆论显示“尽管美国方面一再强调评级被下调不会给全球市场造成影响,但各方关注的程度不减,外界普遍认为短期内市场受到冲击不可避免”。
毫无疑问,标准对美国主权信用的“降级”直接引发了美国政府的不满,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回应称“标普评级计算有2万亿美元的错误,这将直接影响到美国评级计算的结果”。美国财长盖特纳则表示,标普的计算方法“令人震惊地缺乏常识”,并且是作出了真正错误的结论。
而更有意思的是,此前其他两家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都维持了美国信用评级不变。这让标普真正当了一次“出头鸟”。
就在标普为美国主权信用“降级”的当月,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在调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与普尔的一些作业方式是否违法,而这些作业和导致金融危机的抵押债券有关。”
司法部同时还避嫌式地强调,“《纽约时报》报道,司法部早在标普本月初降低美国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之前,已经对该机构展开调查。”
而业内的普遍看法认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行会确保评级机构给予他们良好评级,才与评级机构签约合作。”所以,司法部需要拿到证据,证明评级机构基于商业考量维持了一些本该下调的债券评级,进而影响其独立性。
尽管司法部当时行为高调,并间接导致了标普总裁德文·夏尔马的离职,但是美国司法部的诉讼却整整迟到了将近两年。直到2013年2月5日,后者才对标普提起正式诉讼。
这也是美国联邦政府首次对信用评级机构提起诉讼,因此一直以来被外界认为是美国政府“秋后算账”的行为。
比如,美国司法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标普公司发布的信用评级并非客观、独立和不受外界影响的。同时美国司法部披露的128页的诉讼文件显示,2004年9月~2007年10月,标普共为价值超过2.8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约1.2万亿美元的债务抵押债券提供过评级服务。但后来这些证券价值大跌,助长了金融市场动荡并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
“而在这场危机中,由标普在金融危机前给予债务抵押债券等结构性金融产品过高评级,导致投资者损失数十亿美元。”美国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表示,“此次起诉是迈向调查和惩罚导致此次金融危机不当行为的重要一步。”
按照律师的说法,司法部指控的罪名一旦成立,标普可能将面临50多亿美元的罚款。
2012
曾向荷兰银行购买了经过标普评级的金融衍生品并因此在金融危机中蒙受重大损失的13个澳大利亚市议会,向荷兰银行和标普提出索赔。此后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法官作出裁定,标普需要为这些市议会遭受的损失负责。
2013
美国司法部在洛杉矶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出,2004年9月~2007年10月期间,在对价值逾2.8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约1.2万亿美元的债权抵押证券(CDO)进行评级时,为从发行这些证券的投行处获得更多业务,标准普尔抬高了这些证券的评级,并低估了风险,构成“欺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旦罪名成立,标普可能将面临50多亿美元的罚款。对此标普反击说指控毫无根据,将进行有力辩护;并表示司法部在引证邮件内容时,进行了主观挑选。
2015年1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对标准普尔发起3项指控:2011年,该公司披露的评级办法与其实际评级方法不同;2012年年中,为赢回市场份额,该公司对其采用的新评级标准进行了虚假、误导性宣传;2012年10月到2014年6月,标准普尔对其一项重要评级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放松了其评级标准,与其公布的评级标准不符,但该公司却未向投资者完整披露此改动。
    2015年2月3日
    标准普尔宣布,已同意支付总计15亿美元,包括向美国司法部和10多个州支付13.7亿美元,以和解有关其在金融危机之前涉嫌评级欺诈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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